志愿軍傷員后送之路有多難?從負傷到回國要走上1年

2020-09-01 16:18 評論數:

  不久前在央視軍事報道中,出現了我軍女護士穿著外骨骼、背負戰士模擬的傷員,參與人民陸軍首次跨軍、旅、營三級組織衛勤集訓的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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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還是比較初級的產品,但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受限于男女先天身體素質的差異,雖然女性更加適合護理崗位,但在把傷員從火線上搶運下來時往往力有不逮;這一短板不僅在部隊醫院參與野戰衛勤訓練時經常暴露,此前我軍參加國際軍事比賽“軍醫接力”時,也出現了參賽女隊員難以拖動俄軍士兵(身材普遍比我軍更為高大)扮演的傷員的情況。

  主要負責傷員后送與治療康復的醫院,與更多擔負傷員包扎急救、送下火線的各級部隊衛勤保障系統,其職責既相互聯系,也區別明顯。所以,對于主要職責并不是直接把傷員們從火線上背下來的部隊醫院女護士來說,如果戰時確有加強到一線、作為搶運傷員補充力量的需要,上面那樣的外骨骼就足以解決她們的一大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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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我軍女性醫護人員就曾發揮過重要作用,多人榮立戰功

  在面對戰場上可能出現的大量傷員時,基層部隊衛勤保障的主力軍自然是以男性為主的衛生員們。咱們先不論技術能力問題,作戰部隊的特點就決定了,編制內專職衛生員的數量不可能太多。例如抗美援朝時期,各步兵連編制上有2名衛生員,但相當多的連隊往往只有1名。所以要想完成這項對戰斗勝利同樣至關重要的任務,除了個人的救護技巧、力量體能與勇氣擔當之外,更多還要依靠高效的指揮與使用,盡可能發揮出他們的整體戰斗力,實現1+1>2的效果。

  我們還是從抗美援朝時期說起,在入朝前的整訓中,各班都會訓練1名衛生戰士,平時負責班里的衛生防疫,戰時參與急救。另外戰時各連都要組織臨時搶救組,由連副指導員帶隊指揮,以連衛生員為核心,把連里的文化教員(1-2名)、炊事員(3-4名)和理發員(1名)等非一線戰斗人員組織起來,如有必要再抽調3-5名戰士,集中學習搶救知識,由此組成這么一個10-15人,配備2-4具擔架的搶救組(一般分為2-3個小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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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下文提到的朝鮮人民自發組織的擔架隊之外,國內也組織了大量志愿擔架隊,以及由醫護力量組成的志愿醫療隊,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決定搶救組戰斗力的因素非常多,就以上面提到的“抽調3-5名戰士”為例,有些連隊認為,把身體過硬、機智勇敢的戰士編入搶救組是浪費,就把連里體弱的戰士塞進來;有的還把一些有消極保命思想、教育不過來的戰士也塞進去;結果戰時,這些人經常出現拖后腿的情況,導致人數本就緊巴巴的搶救組無法完成任務。

  眾所周知,我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普遍以輕步兵大范圍內的近戰夜戰為主;而戰場上的嘈雜環境,又使得傷員即使還能呼喊,搶救組也很難第一時間發現(后期一些部隊配發過哨子,但實際效果也一般)。所以一個成功的搶救組,必須要在戰前了解所在連的作戰路線、主攻地點等細節,對傷員出現的大概位置心中有數;同時還要和連里協調好,如果傷員還能步行,沿著哪條路線可以安全走下火線,或至少走到臨時隱蔽點與搶救組匯合,降低救助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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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1952年秋季馬良山戰斗中,志愿軍39軍116師在組織營級反擊作戰前,營救護所軍醫、主攻連衛生員和搶救員骨干,均多次跟隨偵察小分隊潛伏到敵陣地前幾十米,并通過組織各搶救組進行沙盤作業,明確戰斗決心;在戰斗發起后四個半小時內,他們將該營傷員全部成功背下火線

  發現傷員,還只是艱難過程里的第一步。即使是南偽軍,其正牌美式裝備的火力也很猛烈,就更不要說美軍了。如果看到戰友負傷了,一時激動就往上沖,反而會落入敵人的圈套;再加上抬著擔架等搶救工具,隊形較為密集,個別連隊搶救組還出現過因不慎全體暴露在敵照明彈范圍內,導致短時間內大量傷亡的情況,反而嚴重影響了所在連的傷員搶救。

  因此在進攻戰斗中,有經驗的搶救組,通常會在敵我短兵相接到100米之內時——此時雙方兵力交錯戰況激烈,敵優勢炮火為防止誤傷,通常會停止射擊、或對戰線后方我增援兵力做延伸射擊——果斷利用這個火力間隙沖上去搶救傷員。另外拿下敵陣地的“瞬間”,也有一個短暫的間隙可供利用,但要注意,由于這個間隙很短,而且距離出發陣地也更遠,所以如果判斷因傷員較多等客觀原因,不能第一時間后送,必須迅速轉移到陣地工事內,等待合適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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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白天發動進攻,自然有利于快速尋找并包扎傷員

  雖說咱們普遍在晚上出擊的習慣,能盡可能保證包括搶救組在內的隱蔽性,但夜間包扎的難度也相當大,特別對于搶救組里除少量衛生員之外的大量“非專業人士”來說更是如此。急救是門非常復雜的學問,我們就說這個最常見的負傷流血,到底是大血管還是小血管出血,在晚上就不好判斷;而多數“非專業人士”為了戰友的安全起見,往往都按照大出血處理,這就導致止血帶使用過多。指導志愿軍傷員后送治療工作的蘇軍軍醫盧薩科夫在報告中稱,他檢查過的使用止血帶的傷例,有一半實際是完全不需要的。

  不過雖然在敵人的優勢火力下,衛勤保障就跟整個后勤保障一樣,都不容易,但往大了說,取材方便的布制止血帶供應還算穩定,一線用得多一點不是太大的問題——主要問題反而是后送期間,因傷員意識不清醒,止血帶綁在棉衣里(冬季)又不易被發現,醫護人員忘記對其放松,而導致肢體壞死;往小了說,面對遠比解放戰爭時期更為殘酷的戰場,傷員們的傷情普遍更加嚴重復雜,此時止血帶對四肢出血快速可靠的處理效果,對傷員來說確有很強的心理安慰作用。

  敵人猛烈的炮火轟炸,使得炸傷比例明顯高于槍傷(1953年夏季反擊戰中,炸傷比例甚至高達90%),搶救組們再高效也不可能把每個傷員身上所有的傷口都及時處理好;幸好我軍自建軍以來,就長期強調自救互救的重要性。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和新四軍自救互救率還只占傷員總數的20%,到解放戰爭時期就上升到34.9%,而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志愿軍傷員自救互救率達到了57.7%,使得傷員們在負傷后10-15分鐘內,大都能得到包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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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刻學習文化技術,是他們不同于之前在舊中國土地上所有軍事力量的一個重要特征(圖為外國記者拍攝的八路軍在南泥灣組織大演習,可見正在進行野戰急救演練)

  好了,在自救互救和搶救組的共同努力下,我們終于走出去三小步了——發現、靠近、包扎;但傷員們要徹底脫離危險,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除了能自己行走或由戰友攙扶走下火線的輕、中傷員(陣地防御戰階段,其中很多人更是輕傷絕不下火線)之外,我們接下來主要說的就是重傷員了。

  雖說在戰爭電影里頭,重傷員的形象往往與擔架綁定;但甭管什么時候,傷員加上兩個抬擔架的,這個目標可就相當大了——我們的對手可從不講什么人道主義;再加上朝鮮多山地,擔架也著實不太好用,所以45%左右的重傷員都是被搶救員背下來的。為了便于在山上使用,我軍各部隊普遍因地制宜制作了大量布制、木制的配套背具或坐具,盡可能讓傷員能更安全舒適地運到最近也要在1-2千米之外的營后方。

  當然,總有傷情嚴重,必須使用擔架的情況。到了1952年之后,各營普遍在通往各連陣地的路上設置若干個隱蔽性較好的接力站,一般是搶救員把傷員背到反斜面較為平緩的第一個接力站后,傷員由在此等待的擔架員轉運,兩人把傷員抬到下一個接力站,站里的另一組擔架員再接力轉運(不換擔架)。。。。。。這樣大家各自負責一段,對負責的路線情況更加熟悉,夜間也能快速運動,保證傷員批量轉運速度,自身的體力消耗也相對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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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年代戰士們的體能普遍有限,只有這種辦法能保證每一個傷員的每一段接力都足夠快;特別是在冬季戰斗中,使用保暖能力很差的擔架運輸傷員,必須保證足夠的速度

  可以說,在人的因素上,我們幾乎已經做到了極限。但新中國國力的弱小畢竟是客觀現實,體現在志愿軍基層衛勤保障上,就是營救護所的實力實在有限(編制是一個軍醫一個醫助——后者往往只是文化程度較高的戰士,一個衛生班長帶四個衛生員——經常需要支援主攻連或傷亡較大的連,營副教導員負責指揮),主要工作是前面說的幫助傷員轉運,搶救組包扎如有固定不當之處,緊急糾正補包;最多用(后期)配發的少量嗎啡、青霉素和磺胺讓傷員們再堅持一下,更嚴重的就應付不來了。所以重傷員到了營一級,也就是稍微安全了一點,由救護所和營部其他人員盡可能為他們喂水和食物,鼓舞精神。

  接下來,由團擔架連(編制上有36副擔架)再次開始接力轉運,但由于團擔架連任務繁重(比如經常還要幫著運彈藥),打起大仗來往往不夠用,在傷員從營到團的后送中,朝鮮人民自發組織的擔架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朝軍民還利用馬車和爬犁自制了一批可運送兩副擔架,兩邊加坐四個輕傷員的“救護車”,運輸效率更高,為盡可能多挽救戰友們的生命,他們想盡了一切辦法。

  經過平均5小時(夜間)/10小時(晝間)的轉運,傷員們到了團里,條件就有明顯改善(傷死率下降到2%左右),作為真正意義上軍醫救護的起點,配備有包括主治軍醫在內較為完整醫療配置的團救護所,可以進行一些緊急手術。由于救護所需要收容一個團里十好幾個連的傷員,所以需要專門的收容分類組,根據傷員傷情進行分類標記,分別送到不同的組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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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是系在傷員衣物上的標記牌,下圖中是志愿軍一個團救護所的構造,其中隔離室是用于防細菌戰的

  上面這樣較為完善的救護所,并不是咱們志愿軍一入朝的時候就形成的。前三次戰役時,由于人員物資配備不齊、缺乏經驗等原因,很多團救護所本質上就是個大號營救護所。比如剛才說的收容分類組,一開始很多組長都認為,如果不打開繃帶驗傷,分類就不保險;前面提到了,傷員們到這兒都經歷了好幾個小時的折騰了,這時候拆繃帶可得小心,時間長不說還容易感染,這就造成了大量傷員“卡”在分類組的情況。后來上級派專家教學如何不拆繃帶就判斷分類,組內成員經驗豐富了,能滿足激烈戰斗中一晝夜數百名傷員的分類需要,為下一步治療奠定基礎。

  但即使如此,很多傷員仍然沒能堅持到后送師救護所這一步。根據統計,40軍在前五次戰役期間,傷員平均需要29個半小時才能到達師救護所;雖然在進入陣地戰之后時間有所縮短,但在上甘嶺戰役這種特殊案例中,這個時間又被拉長到足足四天,甚至還有12%的傷員是負傷五天后才抵達師救護所;這主要是敵人的優勢火力(導致我們很多轉運工作只能在夜間進行)與我軍運輸手段的匱乏(仍以人力和畜力為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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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志愿軍衛勤戰線的艱苦奮戰,我軍與美軍在陣亡/負傷比上的差距還會更大

  在軍一級派來的手術組加強下,堅持到現在的重傷員基本都能得到救治,手術結束后先送往后方的兵站醫院;經過師救護所的再次分類檢查,其他傷員們繃帶該換的也都換過了,把其中能歸隊作戰、但還需休養一陣的輕傷員送到軍一級醫院繼續治療,集中醫療資源救治重傷員。

  從師到兵站醫院,這一級總算是有汽車了,但由于兵站醫院條件和床位仍然有限,所以除了極少一部分短期內能痊愈的之外,大多數傷病員(91%)到了兵戰醫院稍加休整后,還得接著坐車走上個四五百公里的路程,回到祖國后方的醫院接受更為完善的治療。

  以那時候的條件,方法自然只有汽車火車兩種。前期運動戰階段,主要用那些往一線運完物資后、返回后方的汽車把傷病員捎上,但一開始進行的并不好:一方面很多司機為了防空襲、習慣開快車,在道路上顛簸劇烈、這對重傷員顯然是不利的;一方面有的醫院為了盡快騰空床位收治更多傷員,把一些本就傷重不適合汽車轉運的傷員也搬上車;這使得在前五次戰役期間,部分兵站后送的重傷員,在后送途中和入院(國內醫院)后24小時內的犧牲率竟然超過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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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到很多傷員往往是戰斗中表現突出,奮不顧身的戰斗英雄,這種犧牲實在讓人扼腕

  從戰爭中學習戰爭,一直是我軍的優良傳統。在第三次戰役攻克漢城之后,面對越來越長的戰線,各兵站區醫院后送傷員時,如果再像以前那樣隨手攔個返程卡車,只會導致我軍當時早已見底的后勤運力更難以發揮出效能;所以各醫院都及時進行了整編,設立了專職聯系協調后送車輛的后送股。

  等到第五次戰役之后,隨著戰線的穩定,志愿軍各級衛勤單位在逐漸開始使用運送效能更高的火車執行后送傷員任務的同時,也沒有忘記挖掘汽車后送的潛力。這一時期,蘇制救護車和卡車(被我軍自行改裝為增設棉墊、棉被等簡易保障手段的傷員后送車)逐漸到位,提升了運力和舒適性;同時醫院后送股開始貫徹“先分類、再后送”的制度,明確了不同傷勢的傷員誰由汽車送、誰由火車送、誰先送、誰后送的規矩;另一方面,加強了對司機的責任教育,并設立“績效”,明確規定了后送傷病員任務完成的好壞與獎懲的關系。

  如前所述,1951年6月之后,行駛更平穩,且可搭載醫療人員和設備的火車逐漸成為我軍集中后送傷病員的主要手段。但目標遠大于汽車,除了加減速之外基本沒有機動規避能力的火車,從在車站裝運傷員(單列一次最多可運500-700名)開始,就要做好面對“聯合國軍”集中1600多架飛機,于同年7月發動的“絞殺戰”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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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蘇聯空軍和志愿軍空軍來說,這一時期的空戰是否成功,最主要的指標并不是“聯合國軍”飛機損失數量,而是為前線部隊輸血的鐵路線能夠保持多久的暢通

  雖然朝鮮山區多,隧道多,利于這些火車在白天的隱蔽;但這些蒸汽機車牽引的列車,為了在敵機離開后能快速出發,在隧道里待機時自然也要升著火,這就使得煤煙難以散開;甚至在1951年5-7月出現過兩次因一個隧道里停了兩部列車隱蔽,導致內部煤煙濃度過高、多名傷病員中毒犧牲的慘痛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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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如此,美軍的空襲也時常導致傷員們再次遭受傷亡

  在完善了從火車司機如何在隧道里壓火控煙、到與高射炮兵部隊加強配合等種種細節之后,列車后送傷員的優勢逐漸體現出來。即使在1952年下半年殘酷的拉鋸戰中(上甘嶺戰役爆發在這一時期),我軍后送傷員死亡率也下降到運動戰時期的11%左右。

  當傷員們乘坐的列車戰勝了無數炮彈和炸彈,終于跨過鴨綠江大橋(中朝友誼橋)之后(由于二次受傷,部分傷員一年后才回國),來自敵人的威脅終于消失了。但在后方治療期間,仍有0.6%的傷員因之前轉運時間過長(犧牲者中有11%入院時負傷已2個月以上,如計算1個月以上的,比例達35%)、手術效果不佳等原因,犧牲于敗血癥、破傷風、腦膜炎等并發癥;加上在戰場上染上的結核病,以及其他內、外科和急性傳染病等原因,總計有2%的傷病員在歸國住院后,因醫治無效而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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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因醫院安全管理(如觸電、墜床)和醫護人員技術原因(誤注射、操作不當)等,在住院期間不幸犧牲的113名傷病員未列入此表

  史料里一個個沉甸甸的數字背后,是那些為了祖國人民和朝鮮人民英勇戰斗、立下大功、光榮負傷,卻沒能等到勝利日的老前輩們不甘的目光;是那個世界第一強國面對剛剛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爬出來的對手時,舉手投足間無處不在的輕蔑與狠毒;是那群哪怕“天上下刀子”,也要盡可能把生命線向一線推進,只為及時救治更多戰友的共和國第一代白衣戰士們抹不去的眼淚。

  還是那句話,從戰爭中學習戰爭,一直是我軍的優良傳統。雖然1955年的一江山島戰役,在規模上遠不能和抗美援朝相比,但作為我軍首次三軍聯合作戰,這場戰役在衛勤保障上也有頗多創新之處:如登島第一梯隊各船加強1名衛生員,負責本船搶灘后灘頭傷員搶救,并視情開設連救護所——這是我軍歷史上首次在進攻戰役中,將傷員救護所下放到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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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至今日,包括戰前建立的聯合后勤指揮機構等在內,一江山島戰役中的諸多細節,對我軍未來可能涉及的類似戰爭模式仍有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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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對越自衛反擊戰期間,由于我軍始終占據戰場主動,加之戰前及時的教育工作,使得傷員自救互救率上升到了72.6%

  正如志愿軍衛生部所著《抗美援朝戰爭中的火線搶救工作總結》中提到的,“由于戰術是發展并時常變化的,因此衛勤戰術也必須經常研究改進,不能機械搬用經驗”,我軍未來面對的戰爭形態,相比抗美援朝時期必然有著極大的不同,如何靈活運用我軍在傷員搶救后送領域用無數鮮血積累的經驗教訓,在新技術的幫助下提升傷員救治效率,正考驗著新一代指戰員們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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